| |  既然有人用马桶，就得有人收拾秽物，于是便诞生了一伙粪头军，粪头军产生的年代已不可考，但古代文献上却有记载：《杭州坊巷录》中马子弄一节提到，东出建国南路，上板儿巷西，断河头东，《梦梁录》巷十三：“杭城户口繁夥，街巷小民之家，多无坑厕，只用马桶，每日自有出粪人去，谓之‘倾脚头’，各有主顾，不敢侵夺，粪主必与之争，甚者经府大讼，胜而后已。”马子弄实为马子铺集市。民国时期，断河头为粪船麋集之地，当时杭城有三家“金汁行”（粪行），垄断粪汁，断河头亦有一家。 东天注：历害！倒粪的伙记也搞得和黑社会亚赛，还占山头，圈地盘儿。
清朝末年，民国时期，粪行亦有变化，19世纪上海刚刚开埠时，上海市面还没有繁荣起来，人口少，土地多，所以粪便出路并不成问题。浦东、吴淞一带近郊的农民用小船把粪便运回去肥田。到了20世纪30年代，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当局均感到了粪便问题的严重性，于是置办粪车，出钱雇工来做清粪工作。接着，南市、虹口等地区也照样实行了。有些商人见到有利可图，就定制粪车，出租给粪夫去倒粪，由此出现了一批粪车主，他们争着抢地盘，竞争剧烈。也有的粪夫私自将粪卖给农民。租界当局和国民党市政府卫生局为了便于管理，用承包的办法来清运粪便。有的粪车主就走门路，向租界当局和国民党市政府卫生局分别承包粪便的收集、粪码头的设施、粪便的买卖，从而发了大财，成为“粪大王”。其中，历史最久、势力最大的“粪大王”要算马鸿记，他是法租界最早的承包人。他手下的粪车最多时有600辆。后来在虹口、闸北、法华镇地区产生另一个“粪大王”，名叫王荣康，拥有500多辆粪车。
“粪大王”的财源主要靠出租粪车和出租粪码头。当年上海有粪车1900辆，马、王两家就占了一半左右。粪码头出租给包粪人使用。当年上海有粪码头22个，有10个在苏州河沿岸，其余分布在曹家渡、南市、打浦桥、石灰港、十六铺等地。粪码头的建筑很简单，水门汀的石驳岸，靠河边有一个洞，下置一铁管，弯向水面上，粪船靠岸边来“接货”。每天早晨，一辆辆粪车分别到各粪码头去“卸货”。粪码头上粪水横流，臭气熏天，四周居民深受其害。
粪夫的正名叫“清洁夫”，绰号叫“倒老爷”。他们大多原来的农民，因为农村经济破产，或为灾荒所迫，跑到上海来做这个行当。当年上海粪夫有4000人左右。他们按照出身的地区，分成几帮：苏北帮人数最多，占十分之七，又分高(邮)宝(应)帮、扬(州)泰(兴)帮、通(州)海(门)帮和盐(城)阜(宁)帮等；苏州帮约占十分之二；江南帮主要是常州、江阴一带的农民，约占十分之一。
粪夫倒马桶的地段分得很清楚，每条马路每条弄堂都有固定的粪夫管，不容他人染指。如果“同行”要想多倒一家的马桶，相互间就会打得头破血流。地方上的地痞、流氓、恶霸看到这个三百六十行外的行业大有油水，于是施展“地头蛇”的威势，分别控制每个地段，粪夫必须向他“孝敬”；如果不识相，他就打翻粪车，把粪夫的头揿在粪便里。粪夫们没有办法，只好向他们的“老头子”去“登记”、“完捐”，请求“保护”。
粪夫全靠住户的倒马桶费来维持生活。倒马桶是一种累活、脏活，一辆粪车满载有400斤重，各人争得的地段有大有小，所倒的马桶有多有少，其收入也就有多有少。抗战前，每只马桶收3分到5分。抗战胜利后，国民党政府发动内战，致使物价高涨。粪夫们看到各业工人都在举行总罢工，争取涨工资，他们也曾经酝酿“总罢倒”，以达到提高倒马桶费的目的，但被清洁业职业工会制止。于是粪夫们就把倒马桶费自动提高。1946年2月份每只马桶收费500元，3月份为1000元，4月份为2000元，到了端阳节为4000元。普通市民怨声四起，于是卫生局出面干涉，规定每只马桶收费1000元，不得额外需索。后因物价飞涨，清洁业职业工会规定每只马桶收费2000元。不过粪夫的生活还是相当苦的，有记者曾访问过一位60岁的老人。他做了半世“倒老爷”，不仅儿子继承了这个行业，16岁的孙子也在拖着粪车练习。一辆粪车三代人，他们就这样世世代代地延续下去。粪夫每日在天蒙蒙亮就拖着粪车挨家逐户去倒马桶，当各业职工上工的时候，粪夫们已经回家又人梦乡了。粪夫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。他们大都没有文化，有了钱就泡茶馆、酗酒、赌博，没有正当的休闲，一年到头生活在没有阳光的角落里。
新中国成立后，粪夫正式成为自食其力的工人阶级，并入环卫部门，改称为“清洁工”，成了美化城市的绿色使者，同时也造就出了时传祥这样的全国劳动模范。  | | | 做自己想做的事！ | |
致广大的节水、环保人士：